非遺保護與民族舞蹈創作是否互斥？
人們普遍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民族舞蹈創作完全是兩個層面的事情。非遺保護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非遺公約》）框架下，以政府為主導全面開展的保護工作；民族舞蹈創作則是舞蹈編導極為個人和個性化的創作行為。非遺保護需要盡可能地保留民族舞蹈的真諦，使其不被篡改和歪曲；民族舞蹈創作則必須尊重藝術創作規律，別出心裁、推陳出新，才能產生舞蹈佳作。
如此說來，非遺保護與民族舞蹈創作兩者之間不僅涇渭分明，還互為矛盾：似乎非遺保護意味著“守舊”，舞蹈創作代表著“創新”。難道非遺是一成不變、毫無創新的嗎？
《非遺公約》中明確指出，非遺是不斷被“再創造”的。當然，這個“再創造”是有前提的，它是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因此“再創造”不是來自該群體以外的專家、學者、導演或是文化機構，而是非遺項目持有者自身的選擇。傳統舞蹈類非遺項目在不斷地“再創造”中，吸納了各族人民非凡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必將為當代民族舞蹈創作持續地提供靈感來源。其實，不僅是傳統舞蹈，非遺保護中所涉及的民間故事、神話傳說、傳統戲曲、民俗禮儀等，都為民族舞蹈創作提供了多樣化的素材和形象。
因此，非遺保護與民族舞蹈創作，并不是二元對立關系。我國的非遺保護名錄的十大門類中，傳統舞蹈是其中一類。民族舞蹈是傳統舞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非遺保護的對象。它與藝術家新創的民族舞蹈，共同構成了當代民族舞蹈的多維結構。況且，民族舞蹈的創新也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構建和發展的，否則舞種本身便不再具有民族性。從非遺保護的視角來看，將非遺轉化為藝術創作的文化資源，是對非遺項目的“再利用”，也是對非遺的宣傳和弘揚。
非遺保護這一文化思潮，為我國的民族舞蹈創作帶來了新的理念，并產生了深遠影響。譬如說，非遺保護的核心理念是對文化多樣性的尊重。為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陸續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骨干公約，如《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等。《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所提倡的是，所有文化具有同等尊嚴，并應受到同等尊重。該公約進一步指出，保護、促進和維護文化多樣性是當代和后代的可持續發展一項基本要求。
近年來，隨著非遺名錄申報工作的開展，一些知名度不高的民族舞蹈的曝光率大為增加，改變了舞蹈界長期以來普遍重視漢、藏、蒙古、維吾爾、朝鮮等5個民族的舞蹈，而忽視了其他民族舞蹈。比如，汶川地震后，羌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此后，羌族這個“云朵上的民族”受到世人矚目，誕生了一系列舞蹈佳作，如《羌魂》《羌鈴》《跳羌紅》等。面對56個民族豐富的舞蹈資源，編導們大可多辟蹊徑，通過創作使那些日漸被遺忘的民族舞蹈瑰寶“重見天日”。也只有更多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和邊緣文化的舞蹈作品問世，才能改變民族舞蹈創作上選材單一的老問題。
此外，當前，非遺保護實踐對傳統文化、民族民間文化的珍視和呵護，促使舞蹈工作者開始反思其對待非遺傳統舞蹈的態度。
我國非遺保護的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以“保護為主”的提法，扭轉了我們以往對于非遺傳統舞蹈單純以“利用為主”的態度。長期以來，我們走進田間地頭，用“以我為尊，為我所用”的方式采集舞蹈素材。當原有舞蹈動作難以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和編創者的思想情感表達時，創作者通過借鑒現代舞編舞技法，對原有動作素材進行拆解和重組。這種做法極大地豐富了舞蹈的動作和表現手法，但長此以往，創作者離鄉土愈加遙遠。尤其是很多舞者在城市中長大，在對民族舞蹈文化沒有深入體認的情況下，用相似的編舞技法對動作進行重構，不僅破壞了民族舞蹈原有的風格、氣質，也產生了嚴重的同質化傾向。面對如此情境，大家戲稱是“現代舞惹的禍”。顯然，現代舞只是“代人受過”，實為創作者們對傳統舞蹈不夠尊重、不夠珍視、缺乏文化自信所致。
時下，越來越多的舞蹈工作者意識到，民族舞蹈的發展不能以丟掉文化傳統為代價。在這樣的“幡然醒悟”后，舞臺上出現了《跳魁星》《打阿嘎》等一批與民俗生活更為貼近、動作編排更為質樸的舞蹈作品。又比如，北京舞蹈學院的《沉香》系列演出，舞蹈專業的師生們不只將傳統舞蹈視為創作素材，而是將自己定位為傳統舞蹈的繼承者，學習并尊重傳統舞蹈動作及其背后的文化特性。
無疑，當代的民族舞蹈創作，用背離傳統的方式發展創新，還是用面向傳統的方式發展創新，定然會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樣貌。這應該就是非遺保護對民族舞蹈創作的意義之所在。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田青先生所說：“記住昨天是為了更好的明天。”
來源：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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